书摘|爱因斯坦:《论教育》

“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人格决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这样一种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职工作上成为一种艺术家”。

读着爱因斯坦的这些话,内心不断地被触动。教练,真的可以做为传统教育的有效补充,回归于人的品质的培养。未来的世界,人人是艺术家,创造自己卓越的人生,而不再是复制他人的人生。

原文如下:

在纪念的日子里,通常首先是追溯往事,尤其是要怀念那些由于发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荣誉的人们。这种对于我们先辈的亲切的纪念仪式确实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为这样一种对过去最美好事物的回忆适宜于鼓励今天的善良的人们去勇敢奋斗。但这种怀念应当由那些从青年时代起就同这个州联系在一起,并且熟悉它的过去的人来做;而不应当由一个像吉卜赛人那样到处流浪、把各种各样国家的经验兼收并蓄起来的人来做。

这样,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留给我讲了,除了讲一些同空间和时间无关的,而过去和将来始终同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在做这一尝试时,我不能以权威自居,特别是因为各个时代的有才智的和善意的人们,都已讨论过教育这个问题,并且无疑已清楚地反复讲明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在教育学领域中,我是个半外行人,除却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以外,我的见解就别无基础。那么我究竟凭什么有胆量来大发议论呢?如果它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人们也许会被这样一些考虑弄得哑口无言了。

可是,对于能动的人类事务来说,情况是不同的。在这里,单靠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这种知识,就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使它经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随时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险。为了使这座石像永远照耀在阳光之下,必须挥手不停地为它工作。我也要出一臂之力。

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最重要手段。与过去相比,这种情况更加适合于今天。由于经济生活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传统和教育的传递者的家庭已经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来,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康,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

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地,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我所能判断的范围来说,英国学校制度是最接近于实现这种理想的。

但是人们应当怎样来努力达到这种理想呢?是不是要用道德说教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完全不是。言词是并且永远是空洞的,而且通向地狱的道路总是伴随着理想的空谈。但是人格决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这对于初学的儿童第一次学写字是如此,对于大学里写博士学位论文也是如此,就是在简单地默记一首诗,写一篇作文,解释和翻译一段课文,解一道数学题目,或者进行体育运动锻炼,也都无不如此。

但是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着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反过来,这种推动力也通过任务的完成而得到加强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同学校的教育准则的关系极为重大。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往往很早就衰退了。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基础会没有影响。

我以为,对于学校来说,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惯例,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知道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学校中不存在这种最坏的祸害;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国家里也都如此。要使学校不受到这种一切祸害中最坏的祸害的侵袭,那是比较简单的。教师使用的强制手段要尽可能地少,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

第二项动机是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点,是期望得到赞许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中。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的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中,建设性的力量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想要得到赞许和表扬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伴或者同学更高明、更强,或者更有才智;那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唯我独尊的态度,这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有害的。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防范使用那种容易产生个人野心的简单办法去引导学生从事辛勤的工作。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有关的选择的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有些人还以这样的办法试图伪科学地证明个人竞争这种破坏性经济斗争的必然性。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像在一个蚂蚁窝里的个别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人们应当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在学校里和在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知识和艺术技能。

要启发这种创造性的心理能力,当然不像使用强力或者唤起个人好胜心那样容易,但它是更有价值的。关键在于发展孩子对游戏的天真爱好和获得赞许的天真愿望,并且把孩子引向对于社会很重要的领域;这种教育主要是建立在希望得到有成效的活动能力和社会认可的愿望之上的。如果学校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工作很成功,那么它就会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学校所规定的作业就会被当做一种礼物来领受。我知道有些儿童就对在学时间比对假期还要喜爱。

这样一种学校要求教师在他的本职工作上成为一种艺术家。为着要在学校中得到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正像无法使人永葆健康一样,并不存在包医百病的万灵丹,但是还有某些必要的条件是可以满足的。首先,教师应当是在这样的学校里成长起来;其次,在选择教材和使用教学方法上,应当给教师以广泛的自由,因为强制和外界压力无疑也会扼杀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时的乐趣。

如果你们是一直在用心地听取我的想法,有一件事也许你们会觉得奇怪。我所讲的完全是,依照我的见解,应当以怎样的精神来教导青少年。但是我既没有讲到课程设置,也没有讲到教学方法。究竟应当以文科为主,还是应当以理科专业教育为主呢?

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照我的见解,这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以后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以及智力和手艺方面的技能锻炼也类似这样。因此,有个才子讲得不错,他对教育下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就由于这个理由,对于古典文史教育的拥护者同注重自然科学教育的人之间的抗争,我一点也不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做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下,这里所讲的虽然多少带点绝对肯定的样子,却并不要求它比一个人的个人见解具有更多的意义,这种见解所根据的只不过是他自己在做学生和当教师时所积累起来的个人经验而已。

注:本文选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译。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6年10月15日在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词。

书摘|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The World As I See It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注:此文最初发表在1930年出版的《论坛和世纪》(Forum and century)84卷,193-194页。当时用的标题是“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8-11页和《我的世界观》英译本237-242页,许良英、赵中立、张宜三编译,选自商务印书馆《爱因斯坦文 集第三卷》。

书摘|胡适:《不朽——我的宗教》

今天偶然读到胡适的这篇《不朽论》,觉得非常好,非常符合教练精神。大概的意思我来总结一下,就是说:世界是一体的,我们都是在一个体系当中,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任何一个行动,都会给整个体系带来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跨越地域,而且超越时间。每个人背后都有千千万万的祖先在支撑着,而我们自己也会对未来的千千万万人留下影响。每个“小我”都是“大我”之中的一个小点点,肩负着“继往开来”的使命,而在“大我”中要写下什么样的一笔,是每个“小我”自己的选择。

我常和朋友们分享说,学习教练技术后,我从原来比较单纯地想着“我”要成长,发展到要支持“我们”的成长,即从“我”到了“我们”,有了不同的格局。想着“我们”的时候,内心的力量更强大,有更多的时候,体验到了付出的喜悦和感动。“我”虽渺小,但若心系他人,从而“他人”也便不再是他人。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每一个行动的改变,都是积极地改变世界的开始。一起来行动,让世界更美好!

原文如下:

不朽有种种说法,但是总括看来,只有两种说法是真有区别的。一种是把“不朽”解作灵魂不灭的意思。一种就是《春秋左传》上说的“三不朽”。

一、神不灭论

宗教家往往说灵魂不灭,死后须受末日的裁判:做好事的享受天国天堂的快乐,做恶事的要受地狱的苦痛。这种说法,几千年来不但受了无数愚夫愚妇的迷信,居然 还受了许多学者的信仰。但是古今来也有许多学者对于灵魂是否可离形体而存在的问题,不能不发生疑问。最重要的如南北朝人范缜的《神灭论》说:“形者神之 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宋朝的司马光也说:“形既 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但是司马光说的“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还不免把形与神看作两件事,不如范缜说的更透彻。范缜说人的神灵即是 形体的作用,形体便是神灵的形质。正如刀子是形质,刀子的利钝是作用;有刀子方才有利钝,没有刀子便没有利钝。人有形体方才有作用:这个作用,我们叫做 “灵魂”。若没有形体,便没有作用了,便没有灵魂了。范缜这篇《神灭论》出来的时候,惹起了无数人的反对。梁武帝叫了七十几个名士作论驳他,都没有什么真 有价值的议论。其中只有沈约的《难神灭论》说:“利若遍施四方,则利体无处复立;利之为用正存一边毫毛处耳。神之与形,举体若合,又安得同乎?若以此譬为 尽耶,则不尽;若谓本不尽耶,则不可以为譬也。”这一段是说刀是无机体,人是有机体,故不能彼此相比。这话固然有理,但终不能推翻“神者形之用”的议论。 近世唯物派的学者也说人的灵魂并不是什么无形体,独立存在的物事,不过是神经作用的总名:灵魂的种种作用都即是脑部各部分的机能作用;若有某部被损伤,某 种作用即时废止;人年幼时,脑部不曾完全发达,神灵作用也不能完全,老年人脑部渐渐衰耗,神灵作用也渐渐衰耗。这种议论的大旨,与范缜所说“神者形之用” 正相同。但是有许多人总舍不得把灵魂打消了,所以咬住说灵魂另是一种神秘玄妙的物事,并不是神经的作用。这个“神秘玄妙”的物事究竟是什么,他们也说不出 来,只觉得总应该有这么一件物事。既是“神秘玄妙”,自然不能用科学试验来证明它,也不能用科学试验来驳倒它。既然如此,我们只好用实验主义 (Pragmatism)的方法,看这种学说的实际效果如何,以为评判的标准。依此标准看来,信神不灭论的固然也有好人,信神灭论的也未必全是坏人。即如 司马光、范缜、赫胥黎一类的人,说不信灵魂不灭的话,何尝没有高尚的道德?更进一层说,有些人因为迷信天堂,天国,地狱,末日裁判,方才修德行善,这种修 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算不得真正道德。总而言之,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

二、三不朽说

《左传》说的三种不朽是:(1)立德的不朽,(2)立功的不朽,(3)立言的不朽。“德”便是个人人格的价值,像墨翟、耶稣一类的人,一生刻意孤行,精诚 勇猛,使当时的人敬爱信仰,使千百年后的人想念崇拜。这便是立德的不朽。“功”便是事业,像哥伦布发现美洲,像华盛顿造成美洲共和国,替当时的人开一新天 地,替历史开一新纪元,替天下后世的人种下无量幸福的种子。这便是立功的不朽。“言”便是语言著作,像那《诗经》三百篇的许多无名诗人,又像陶潜、杜甫、 萧士比亚、易卜生一类的文学家,又像柏拉图、卢骚、弥儿一类的哲学家,又像牛敦、达尔文一类的科学家,或是做了几首好诗使千百年后的人欢喜感叹;或是做了 几本好戏使当时的人鼓舞感动,使后世的人发愤兴起;或是创出一种新哲学,或是发明了一种新学说,或在当时发生思想的革命,或在后世影响无穷。这便是立言的 不朽。总而言之,这种不朽说,不问人死后灵魂能不能存在,只问他的人格,他的事业,他的著作有没有永远存在的价值。即如基督教徒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 神灵永永存在,我们正不用驳这种无凭据的神话,只说耶稣的人格、事业和教训都可以不朽,又何必说那些无谓的神话呢?又如孔教会的人每到了孔丘的生日,一定 要举行祭孔的典礼,还有些人学那“朝山进香”的法子,要赶到曲阜孔林去对孔丘的神灵表示敬意!其实孔丘的不朽全在他的人格与教训,不在他那“在天之灵”。 大总统多行两次丁祭,孔教会多行两次“朝山进香”,就可以使孔丘格外不朽了吗。更进一步说,像那《三百篇》里的诗人,也没有姓名,也没有事实,但是他们都 可说是立言的不朽。为什么呢?因为不朽全靠一个人的真价值,并不靠姓名事实的流传,也不靠灵魂的存在。试看古今来的多少大发明家,那发明火的,发明养蚕 的,发明缫丝的,发明织布的,发明水车的,发明舂米的水碓的,发明规矩的,发明秤的,……虽然姓名不传,事实湮没,但他们的功业永远存在,他们也就都不朽 了。这种不朽比那个人的小小灵魂的存在,可不是更可宝贵,更可羡慕吗?况且那灵魂的有无还在不可知之中,这三种不朽——德,功,言,——可是实在的。这三 种不朽可不是比那灵魂的不灭更靠得住吗?

以上两种不朽论,依我个人看来,不消说得,那“三不朽说”是比那“神不灭说”好得多了。但是那“三不朽说”还有三层缺点,不可不知。第一,照平常的 解说看来,那些真能不朽的人只不过那极少数有道德,有功业,有著述的人。还有那无量平常人难道就没有不朽的希望吗?世界上能有几个墨翟、耶稣,几个哥伦 布、华盛顿,几个杜甫、陶潜,几个牛敦、达尔文呢?这岂不成了一种“寡头”的不朽论吗?第二,这种不朽论单从积极一方面着想,但没有消极的裁制。那种灵魂 的不朽论既说有天国的快乐,又说有地狱的苦楚,是积极消极两方面都顾着的。如今单说立德可以不朽,不立德又怎样呢?立功可以不朽,有罪恶又怎样呢?第三, 这种不朽论所说的“德,功,言”三件,范围都很含糊。究竟怎样的人格方才可算是“德”呢?怎样的事业方才可算是“功”呢?怎样的著作方才可算是“言”呢? 我且举一个例。哥伦布发现美洲固然可算得立了不朽之功,但是他船上的水手火头又怎样呢?他那只船的造船工人又怎样呢?他船上用的罗盘器械的制造工人又怎样 呢?他所读的书的著作者又怎样呢?……举这一条例,已可见“三不朽”的界限含糊不清了。

因为要补足这三层缺点,所以我想提出第三种不朽论来请大家讨论。我一时想不起别的好名字,姑且称他做“社会的不朽论”。

三、社会的不朽论

社会的生命,无论是看纵剖面,是看横截面,都像一种有机的组织。从纵剖面看来,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的;前人影响后人,后人又影响更后人;没有我们的祖宗和那 无数的古人,又哪里有今日的我和你?没有今日的我和你,又哪里有将来的后人?没有那无量数的个人,便没有历史,但是没有历史,那无数的个人也决不是那个样子的个人:总而言之,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从横截面看来,社会的生活是交互影响的: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社会的生活全靠个人分工合作的生 活,但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若没有那样这样的社会,决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我和你;若没有无数的我和你,社会也决不是这个样子。来勃尼慈(Leibnitz)说得好:

这个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实(plenum,为真空vacuum 之对),其中一切物质都是接连着的。一个大充实里面有一点变动,全部的物质都要受影响,影响的程度与物体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不但 直接受他身边亲近的人的影响,并且间接又间接的受距离很远的人的影响。所以世间的交互影响,无论距离远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 切动作的影响。如果他有周知万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的身上看出世间一切施为,无论过去未来都可看得出,在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见 Monadology第61节)

从这个交互影响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上面,便生出我所说的“社会的不朽论”来。我这“社会的不朽论”的大旨是:

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 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种种从前的因,种种现在无数“小我”和无数他种势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这个“小我”的一部分。我这个“小我”,加上了种种从前的 因,又加上了种种现在的因,传递下去,又要造成无数将来的“小我”。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 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 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 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 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那边“一座低低的土墙,遮着一个弹三弦的人”。那三弦的声浪,在空间起了无数波澜;那被冲动的空气质点,直接间接冲动无数旁的空气质点;这种波澜, 由近而远,至于无穷空间;由现在而将来,由此刹那以至于无量刹那,至于无穷时间:——这已是不灭不朽了。那时间,那“低低的土墙”外边来了一位诗人,听见 那三弦的声音,忽然起了一个念头;由这一个念头,就成了一首好诗;这首好诗传诵了许多人;人读了这诗,各起种种念头;由这种种念头,更发生无量数的念头, 更发生无数的动作,以至于无穷。然而那“低低的土墙”里面那个弹三弦的人又如何知道他所发生的影响呢?

一个生肺病的人在路上偶然吐了一口痰。那口痰被太阳晒干了,化为微尘,被风吹起空中,东西飘散,渐吹渐远,至于无穷时间,至于无穷空间。偶然一部分 的病菌被体弱的人呼吸进去,便发生肺病,由他一身传染一家,更由一家传染无数人家。如此辗转传染,至于无穷空间,至于无穷时间。然而那先前吐痰的人的骨头 早已腐烂了,他又如何知道他所种的恶果呢?

一千五六百年前有一个人叫范缜说了几句话道:“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几句话在当时受了无数人的攻击。到了宋 朝有个司马光把这几句话记在他的《资治通鉴》里。一千五六百年之后,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就是我,——看《通鉴》到这几句话,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 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然而那说话的范缜早已死了一千五百年了!

二千六七百年前,在印度地方有一个穷人病死了,没人收尸,尸首暴露在路上,已腐烂了。那边来了一辆车,车上坐着一个王太子,看见了这个腐烂发臭的死 人,心中起了一念;由这一念,辗转发生无数念。后来那位王太子把王位也抛了,富贵也抛了,父母妻子也抛了,独自去寻思一个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后来这位王 子便成了一个教主,创了一种哲学的宗教,感化了无数人。他的影响势力至今还在;将来即使他的宗教全灭了,他的影响势力终久还存在,以至于无穷。这可是那腐 烂发臭的路毙所曾梦想到的吗?

以上不过是略举几件事,说明上文说的“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这种不朽论,总而言之,只是说个人的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好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

上文我批评那“三不朽论”的三层缺点:(1) 只限于极少数的人,(2)没有消极的裁制,(3)所说“功,德,言”的范围太含糊了。如今所说“社会的不朽”,其实只是把那“三不朽论”的范围更推广了。 既然不论事业功德的大小,一切都可不朽,那第一第三两层短处都没有了。冠绝古今的道德功业固可以不朽,那极平常的“庸言庸行”,油盐柴米的琐屑,愚夫愚妇 的细事,一言一笑的微细,也都永远不朽。那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固可以不朽,那些和他同行的水手,火头,造船的工人,造罗盘器械的工人,供给他粮食衣服银钱的 人,他所读的书的著作家,生他的父母,生他父母的父母祖宗,以及生育训练那些工人商人的父母祖宗,以及他以前和同时的社会,……都永远不朽。社会是有机的 组织,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都永远不朽。至于那第二层缺点,也可免去。如今说立德不朽,行恶也不朽;立功不朽,犯罪也不朽;“流芳百世”不朽,“遗臭万年”也不朽;功德盖世固是不朽的善因,吐一口痰也有不朽的恶果。我的朋友李守 常先生说得好:“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这就是消极的裁制了。

中国儒家的宗教提出一个父母的观念,和一个祖先的观念,来做人生一切行为的裁制力。所以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死 后,又用丧礼祭礼等等见神见鬼的方法,时刻提醒这种人生行为的裁制力。所以又说,“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说,“斋三日, 则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都是“神道设教”,见神见鬼的手 段。这种宗教的手段在今日是不中用了。还有那种“默示”的宗教,神权的宗教,崇拜偶像的宗教,在我们心里也不能发生效力,不能裁制我们一生的行为。以我个人看来,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很可以做我的宗教了。我的宗教的教旨是:

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跋〕 这篇文章的主意是民国七年年底当我的母亲丧事里想到的。那时只写成一部分,到八年二月十九日方才写定付印。后来俞颂华先生在报纸上指出我论社会是有机体一 段很有语病,我觉得他的批评很有理,故九年二月间我用英文发表这篇文章时,我就把那一段完全改过了。十年五月,又改定中文原稿,并记作文与修改的缘起于此。